1974年，一个叫王季迟的女兵请假回家奔丧。政委拿起假条一看，脑袋嗡的一下。亲属栏，父亲：王树声。他爸是谁？开国大将，总军械部部长。整个通信团都炸了锅：我们身边藏着一个大将的女儿？四年了，没人知道！档案里写的清清楚楚：家庭出身，务农。
对于王季迟，王树声的情感极度深沉且内敛。从最初送女参军的决绝，到后来隐姓埋名的叮嘱，再到最后病榻前的无言对望，他始终选择了以一名“老兵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后代。在王树声眼中，子女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而是要经受风雨洗礼的雏鹰。
两人之间最令人动容的一次“较量”，发生在1971年的那个寒冬。
那天，北京西山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。驻守在这里的是北京军区通信总站某团，也就是王季迟所在的部队。
哨兵正紧握着钢枪，在营门口警惕地巡视。这时，远处的332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路口，车门开启，走下一个裹着旧棉大衣的老头。
老头戴着一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棉帽，帽檐垂下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他走起路来微微有些气喘，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哈出一口白气，搓搓冻得紫青的手。
走到哨位前，他停下脚步，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麻城口音，客气地打听：“小同志，打扰一下，我找通信团的王季迟。”
哨兵垂下眼帘扫了老头一眼。只见这老人的袖口磨得露出了白色的棉絮，针脚歪歪扭扭地补了几层补丁，脚上的布鞋沾满了冻硬的黄泥。在哨兵的潜意识里，这不过又是一个从乡下来投奔当兵孩子的“贫农”。
“又是来蹭饭的吧？”哨兵心里嘟囔着，语气虽没失礼，但也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冷淡：“登记一下，写清楚关系。”
老头没多说什么，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支有些漏水的钢笔，在登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：王树声，父女。
直到王季迟从连队飞奔出来，看到路边那个瑟缩在寒风中的身影，她的眼眶瞬间红了。她刚想喊一声“爸爸”，却被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止住了。
王树声拉着女儿走到避风的土墙根下，从兜里掏出一块已经挤压得有些变形的奶糖，那是他从特供的补给里省下来的，一直贴身揣着，还带着体温。
“在部队，你是战士，我是家属。”王树声叮嘱女儿，声音低沉而有力，“不许炫耀，不许搞特殊。这一身军装穿在身上，就是人民的勤务员。”
那一整天，这位开国大将、国防部副部长，就坐在营房外那张漆皮脱落的木长椅上，和女儿说着家常。
他没进连队食堂吃一粒米，也没喝营部一口水，临走时，他又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走了数里地，排队挤上了那辆破旧的332路公交车。看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身影，王季迟紧紧攥着那枚奶糖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王季迟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“拼命三郎”。在那份尘封的档案里，她的家庭出身那一栏赫然写着：贫农。
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1970年代的通信兵工作极其枯燥且艰苦，机房里没有取暖设备，生铁炉子只能维持微弱的热度。为了确保线路通畅，王季迟常常要在冰冷的接线板前守候整夜。
她的手指因为长年接触金属和灰尘，长满了紫红色的冻疮，有的地方甚至溃烂流脓。战友们看着这个沉默寡言、笑起来露出一对小虎牙的姑娘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她本可以坐在红旗专车里，出入戒备森严的大院。
她身上的那件旧军装，补丁叠着补丁。那是父亲教她缝的。王树声常说：“补丁不丢人，丢掉艰苦奋斗的魂才丢人。”在王树声的革命生涯里，他曾带着针线包转战南北，那种密如鱼鳞的针脚，成了王家传承的唯一“奢侈品”。
1974年1月7日，这个秘密终于守不住了。
王树声大将因食管癌晚期在北京逝世。噩耗传到连队时，政委正在处理堆成小山的假条。
王季迟颤抖着递上自己的那一张，政委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，可当他的目光落在“王树声”三个字上时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手里的钢笔掉在地上，划出一道长长的墨痕。
“王季迟，你……你是王大将的女儿？”政委的嗓音沙哑了，他看着面前这个穿着褪色军装、满手冻疮、每个月只领6元津贴且舍不得买一袋洗衣粉的女战士，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
那一年的八宝山，没有长长的红旗车队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花圈。在王树声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王季迟和十余位穿着便装的亲属站在一起，低调得像一簇无名的小花。灵柩上覆盖的那面党旗，也是洗得有些褪色的旧旗。
追悼会结束后，王季迟谢绝了组织上对高干子女的关照照顾，毅然回到了那个充满了机油味和粉尘的通信机房。她依然是那个早起扫地、深夜接线、和战友们抢着干脏活累活的普通一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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